跨国公司的债务责任承担探析

随着跨国公司在国外设立子公司数量的增多,母公司为实现全球性战略目标而牺牲子公司利益进而损害东道国利益的行为成为了一个经常性的可能与事实。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若仅根据有限责任原则让子公司独立承担责任显然有违法律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了过度的控制而导致债务发生的时候,让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为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具有充分的理由和现实意义。     

刑事补强证据规则有效适用的待证事实范围——以证明责任为视角

在证明责任有效履行视角下,待证事实在审前阶段可以分为侦诉两方有效履行和未能有效履行相对说服责任两类,在审判阶段可以分为控方未能有效履行说服责任,控方有效履行说服责任的待证事实且辩方未能有效履行动摇责任,以及控方有效履行说服责任的待证事实且辩方有效履行动摇责任三类。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在审前阶段适用于侦查机关、监察机关消极补充履行以及检察机关直接补充履行中因证明不足而暂时搁置的待证事实,在审判阶段适用于控方初步补充履行说服责任中控方自行发现或法庭指定的证明充分性不足的待证事实以及质证性补充履行说服责任中因辩方(或被害人一方)有效履行动摇责任导致证明充分性不足的待证事实。     

公安机关参与行政诉讼应注意的问题

行政诉讼所确立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目的,与公安机关的根本宗旨是完全一致的。为了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安行政行为必须接受人民法院的监督。熟悉和掌握行政诉讼规则对于我们依法办案、文明办案,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非常必要。本人认为,公安机关在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后,应从程序上充分行使诉讼权,从实体上准确把握规定,做透庭审过程细节三方面做好功课,为诉讼打下良好的基础。     

试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是近几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证明一个人有罪由公诉机关和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这是原则性的规定,除此之外还存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包括证明责任的倒置和证明责任的转移问题,同时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审视不当得利纠纷的“基础面”与“关键点”——一种方法论的视角

论及不当得利纠纷,举证责任问题往往相伴相随。无论是抽象的理论证成,抑或具象的实证分析,都有着将上述问题类型化、标准化的倾向,这样的思维进路固然值得期许,但同样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认知障碍。此外,如果将研究视野仅仅拘囿于举证责任一隅,却只是寻得了问题的"点",由此得出的解决方法可能失之偏狭。在不当得利纠纷与合同纠纷交织、混杂的现实语境下,应引入请求权基础检查层次论,并以此为"面",预先检视合同行为,进而佐证不当得利请求权基础是否存在。通过审理方法的系统化及对举证规则的正确认知,可以有效避免因当事人诉讼技巧或法官思维惯性引致审判思路出现偏差。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优化的三个转向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经历了地方探索、改革试点、全面法治三个阶段,法律体系初步建立,但在受案范围、起诉主体、诉前程序、举证责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缺漏.优化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实现三个转向:立法模式实现从包容论向独立论的转变,诉讼类型实现从救济型诉讼向预防型诉讼的转变,规则构建实现从粗陋向细化的转变.通过制定《公益诉...     

公诉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误区与对策——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评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就公诉案件而言,如果片面地将该条文理解为人民检察院承担所有案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将陷入认识误区。应该从举证责任性质以及待证事实分类两个方面去重新解读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的规范内容,并借助于适当配套机制去缓解实践中因举证责任分配所带来的证明困境。     

权利外观保护理论及其在我国民法典中的设计

权利外观保护理论产生于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向过程中。现代民法应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原则来对待,其构成中的共性因素包括事实上之外观、善意、实施交易法律行为,而"本人与因"只宜作为具体规则设计时可酌情考量的个性因素。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在总则部分规定权利外观保护的一般条款,建议表述为:"第三人合理信赖权利外观而与非真实权利人为法律行为时,其依据该法律行为所取得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款适用中应遵循穷尽原则,并关注其配套机制的构建和运用。     

证明责任分配的价值取向分析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判决,而判决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当事人提出证据的强弱。因此,如何在当事人之间公平、合理、合法地分配证据提出的责任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     

试论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

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与犯罪成立之判断密切相关。两大法系国家在证明责任分配上均要求控方承担积极构成要件证明责任,而由被告人承担某些特殊事实的证明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缺乏对刑事证明责任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控方对犯罪成立几乎承担着全方位的证明责任。为平衡不同利益,对部分犯罪中的特殊事实实行证明责任倒置是合理且必须的。